会议回顾 | 来自边缘的未来：2022年世界科幻研究协会年会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来自边缘的未来：

2022年世界科幻研究协会年会

吕广钊、周旦雪、张璇、张睿颖、李思齐

2022年6月27到7月1日，世界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年会在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顺利举行。本次年会与奥斯陆大学“共未来”（CoFutures）项目合作，以线上、线下混合的形式举行。六位知名作者、学者应邀进行主旨演讲，来自世界各地34个国家的两百余位学者分为50多个专题分享了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学术研讨之外，会议在线下还举行了很多相关活动，包括新书发布、主题工作坊、艺术展览、电影放映、作家之夜等等。下面，我们将会议的部分内容，以专题汇总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专题1C：中国科幻中的未来空间

伦敦大学学院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吕广钊首先介绍了龙一的科幻小说《地球省》（2018），并以此为案例，探讨了“产销”（prosumption）经济模式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对社会主体的重构。在《地球省》中，“西京”分为地上与地下两个部分，而生活在地下城的人们是统治贵族阶层饲养的牲畜，将被制成出口给外星人的肉制品或饲料。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地下城还需要缴纳花样频出的税费，甚至连吃饭、呼吸以及“浪漫”也都在纳税的范围内。吕广钊认为，当人的身体变成商品本身，那么人们为了生存所缴纳的税款以及产生的消费，则变成了“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在故事中，这一部分“生产成本”成为了“产品”本身的投入，从而形成了一种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眼中的“产销”经济，构成了互联网以及平台经济中资本剥削的一种新的面向。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创意写作博士研究生黄盈阮（Yen Ooi）从空间理论出发，探讨了“白板”理论（Tabula Rasa）以及“充盈”理论（Tabula Plena）之间的区别。白板理论认为，某一个个体没有与生俱来的心智，而某一个空间也没有先于主体存在的意义。但在建筑与设计领域中，白板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充盈理论所代替，后者认可空间与环境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强调人类在空间中的行为是“互动”而非“创造”。她以王侃瑜的两篇英文短篇小说为案例——《赛博菟丝宣言》（A Cyber-Cuscuta Manifesto，2020）以及《岛的故事》（The Story of Dǎo，2020），强调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博士研究生马辰以“城市”为理论进路，通过何夕的《六道众生》（2002），讨论了中国科幻作品中对于人口和城市空间的刻画。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六道众生》描写了一种“分裂”的城市，而这样的分裂则反映了城市空间中种种对立的权力关系，包括阶级对立、人类与环境的对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等等。她随后将“对立”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相联系，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

在专题最后，海德堡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施莉可（Frederike Schneider-Vielsäcker）同样分析了《北京折叠》（2014），并将其与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2006）进行比较阅读，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对城市中社会主体的影响。她认为，如果将这些小说视为巴赫金式的“时空体”（chronotope），当时间与空间融为一体，中国科幻文学中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近三十年中的政治经济转型，为我们探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提供了文本参考。

专题2A：后人类与怪兽

美国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英语系博士研究生Alexander Radison在发言中指出，科幻特别适合想象边缘者在未来社会的状态，而想象边缘者的一个方式就是观照那些被驱逐的、被迫害的、被猎捕的，换言之，就是想象“怪兽”。怪兽映射创造怪兽的主体所处的文化，因而可以通过探究怪兽他者来考察其生成的文化背景。他重点分析了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1997），指出了影片中种族、性别、阶级、地域等生而有之的特征依然是差异和歧视源头。怪物他者的形象映照出边缘群体的遭际以及我们对差异和变化的恐惧。

《千钧一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英语系教授Timothy S. Murphy追溯了怪物叙事的起源，重点分析了“哥斯拉”系列电影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核战争的关系。1954年，日本国内正因比基尼环礁的核试验，引发激烈的民间反核运动，受此时事及冷战核竞赛等历史事件的切合启发，田中开始策划一部以“怪兽”为主题的电影原案，并构思出一只沉睡在比基尼环礁底部，因氢弹试爆而苏醒继而攻击日本的怪兽。1991年的《哥斯拉大战王者基多拉》采用时间旅行叙事，23世纪的旅行者回到了1992年，这部电影中，23世纪的日本成为富有强大的国家，在亚非拉世界广泛收购国土，拥有了超过美苏中等大国的国土面积和国力，这部电影映射了苏联解体前后的地缘政治局势和日本帝国主义思潮。Murphy还分析了欧洲电影的巨大怪物形象以及美国媒介表达中的金刚形象等，并探讨了金刚和哥斯拉两者的关系。

专题2C：中国未来

在本专题中，来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四位博士研究生从不同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国科幻作品，不同程度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神话传说进行分析。

姜佑怡讨论了“科学修仙”作为一种另一种模式的道教和现代性。她发现，从科幻小说这种文体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幻小说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在科幻小说的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学修仙”也逐渐成为科幻小说的一个特有的分支。“科学修仙”与道教中传统的修仙有所不同，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新路径。通过将科学知识和经验视为一种独特的美学资源，并且以拥抱未来生活为目标改革当地文化，科幻小说为另一种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李长津分析了中国神话与当代科幻共生融合的未来想象。她追溯到两百年前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认为科幻小说和古代神话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共生关系体现在三个维度：时空重构、从人的角度回答如何道德觉醒、从社会组织的层面回答了如何分配权力、维护秩序的问题。这些科幻小说与神话之间的联系，为未来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神话是过去的科幻，科幻是未来的神话。李长津在分析中运用了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虚构的真实”（Fictional real）的观点。

李佳蔓关注中国赛博朋克动画电影的整合与创新。佳蔓首先引用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观点，阐释了什么是赛博朋克的文化内涵，梳理了中国科幻的三个历史阶段，并且对比了中国和西方赛博朋克在社会背景（the context）、描述的对象（describing objects）、地位（the status）等方面的差异。她把《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这部电影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了电影的视觉效果、以及古代神话的文本，认为这部电影体现了陈楸帆曾经说过的中国的赛博朋克是个伪概念，只赛博不朋克。佳蔓认为，赛博朋克不仅是批判的手段，也是理解、剖析和塑造未来的工具、方法和动力。

《新神榜：哪吒重生》

刘芷言讨论了中国科幻小说中对中华文明时间观念的反思：循环和轮回（Circle and Samsara in Time）。东方的时间观念以循环和轮回的方式区别于西方后达尔文主义时代的线性模式。受这样的时间理论影响，中国科幻书写了一些关于如何在循环和轮回中生活的故事，因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呈现、想象以及批判人类生活的方式。刘芷言用三部作品《捕风》（2015）、《开端》（2022）以及宝树的《时间之墟》（2013）来呈现中国科幻中的时间。作为一种看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方式，科幻小说结合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直觉系统的人如何看待事实和虚构的想法，时间被扩展为时代。通过对时间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总结，根植于中华文明中的时间概念得以凸显。

专题2D：非洲科幻中的或然未来

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助理教授Magalí Armillas-Tiseyra讨论了Olukotun Deji Bryce的科幻小说《耀斑之后》（After the Flare，2017），她强调了作品中的政治经济元素，将小说与殖民主义与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等概念联系起来。她随后介绍了詹明信和齐泽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指出了非洲未来主义所内涵的颠覆性力量。这一力量不仅体现在当下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也反映在非洲民族国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指明了通向 “尚未”、建构新秩序的可能性。

《耀斑之后》

乌干达知名作家季尔曼·迪拉 （Dilman Dila）从地方经验出发，探讨了技术乌托邦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在想象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他力图建构一种无政府主义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回到乌干达的历史中寻找灵感。他介绍了乌干达以村落为单位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并没有任何“政治中心”或“领导者”存在，也没有现代社会中垂直的官僚等级。在迪拉看来，这种本地化的、无中心的政治体系，是非洲后殖民国家民族性与地方性的根基，是建构后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重要参考。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Bayreuth University）非洲文学博士后Michelle Louise Clarke探讨了非洲未来主义中的疫病叙事。在回顾了我们对“未来”的不同定义之后，她强调了“未来想象”中蕴含的政治权力，认为“未来”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反映了人们对于当下的集体记忆。她随后介绍了新冠疫情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肯定了人们对于疫情“不均衡分布”的刻画。她以几部南非科幻小说为例——艾尔兹·雨果（Ilze Hugo）的《末世之日》（The Down Days，2020）、罗伦.布克斯（Lauren Beukes）的《动物之城》（Zoo City，2010）以及贝罗尼克·塔德霍（Véronique Tadjo）的《与男人同行》（In the Company of Men，2021），进一步阐述了“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

《末世之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Joanna Woods首先介绍了建立于2017年的非洲科幻奖项Nommo Award，强调了该奖项对南部非洲相关作品的影响。她进而提到了其博士论文，简述了2008-2018年间马拉维、津巴布韦以及南非的科幻创作，并且分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通过文本的互动过程。通过大量的文本数据积累，Woods提炼出了南部非洲科幻创作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时间性（temporalities）与空间性（spatiality），并由此出发，将其研究框架定义为“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详细研究了这些作品的修辞美学和叙事方式。

专题3B：游戏化的未来

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戏剧、电影、电视与互动媒体专业博士研究生Felix Kawitzky探讨的是桌游中的科幻叙事。桌游和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合作叙事和科幻小说的整体结构相配合，具有意识形态的潜能。Kawatzky通过两个虚构的例子分析了意识形态结构和一些创造性差异，并引用了马克·伍尔夫（Mark Wolf）在《建构想象世界》（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Subcreation，2012）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世界延伸到故事之外，通过想象的方式吸引思考与探索。”Kawitzky认为科幻小说和桌上游戏想象或然的世界，具有探索和包容的特性，可能提供批判当下的潜能。

波兰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美国研究中心教授Paweł Frelik研究了电子游戏中的殖民机制。殖民游戏是指在新的星球上降落，并建立殖民地的游戏。这些游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环境的开发和改造。在分析这些游戏的机制时，Frelik引入了罗伯·尼克森（Rob Nixon）所提出的“缓慢暴力”（slow violence）的概念，即一种逐渐发生，具有延迟性破坏力，却往往不为人瞩目也通常不被视为暴力的缓慢暴力，显现出某种人类世的潜意识。

《倒下的英雄：重生》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电影系硕士研究生Tristan Sheridan分析的是交互小说中的对能动性的预期。主要讨论作品是交互游戏《倒下的英雄：重生》（Fallen Hero: Rebirth，2018）。Sheridan认为，这款游戏就并没有试图去确保读者的能动性，而是通过第二人称叙事、多选项否认了读者的能动性。比如第二人称叙事在交互小说中通常被用于认同主人公，但是《重生》中的第二人称叙事被用于打破这一认同过程，要么传达一种被剥夺感，要么拒绝为读者提供做选择所需要的信息。

专题3C：中国科幻

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艾喜（Astrid Møller-Olsen）关注和讨论了当代中国科幻中的天文和航海的融合。艾喜发现在太空科幻中有许多和海洋相关的隐喻，比如太空船、船长、船舱等。除了在小说创作中，在科幻研究领域也有和海洋相关的隐喻，比如达克·苏文（Darko Suvin）讲到的“以太海上的行星岛屿”，宋明炜等学者也有科幻“浪潮”的表述。她细读了迟卉的《深海鱼》（2010）、王侃瑜的《重返弥安》（2015）以及胡绍晏的《火海潜航》（2016）。通过分析以上三部作品，艾喜得出结论，在当代中国科幻中海洋是进化的起点和终点；海洋也被刻画为一种边境，用于批判殖民主义的资源开采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土地改造；海洋还是一种设想空间生态的方式，其中包括超越个人的后人类生命体。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Københavns Universitet）跨文化与地区研究系助理教授Bo Ærenlund Sørensen聚焦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思想和感知的边缘的声音，他选择了韩松的《潜艇》（2014）和《再生砖》（2010）作为分析的对象。他认为，情节不断地被声音所推动，但对故事中的人物来说，声音的意义仍然是晦涩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物必须要应对声音的物理效果，声音的语音内容反而没有那么重要。Sørensen从苏文的“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出发，认为在这些故事中，认知疏离体现在声音扮演了强大的声音代理，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感觉制造来说，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边缘。

《再生砖》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研究生周旦雪从中国科幻中的边缘女性出发，认为科幻写作通过再现这些女性的个人经历，现代化和高速城市化的问题得以展现。通过对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属下群体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再次追问，她试图探究边缘女性的叙写对理解中国社会的作用。周旦雪对陈楸帆的《沙嘴之花》（2012）、吴楚的《幸福的尤刚》（2020），以及万象峰年的《雾中袭来的远方》（2019）进行了文本细读。这些故事除了展现阶级和性别不平等之外，也对技术和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探索，表达了对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人文主义关怀。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语言学与哲学系博士研究生Erik Mo Welin通过研究韩松作品中的多重时间性（multiple temporalities）和时间政治学（chronopolitics）去探究时间顺序和时间障碍（temporal [dis]order）。他引用了瑞典学者海里格·约德海姆 （Helge Jordheim）的时间政治学观点进行分析，认为时间也是一个权力问题。他选取了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2000）和《天涯共此时》（2018）进行分析。他认为在这些作品中，道路作为一种时空体（chronotope）是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体现天涯共此时的时间乌托邦（the temporal utopia）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同步化的国民时间、春节联欢晚会等。

主旨演讲1

挪威萨米族作家、诗人西格约恩·斯卡登（Sigbjørn Skåden）首先从其民族身份出发，介绍了萨米族的民族历史，并且强调了三大殖民力量对于萨米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以及瑞典王国。于是，传统的狩猎文化逐渐被边缘化，旧有的宗教体系也在新宗教的冲击性逐渐被替代。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萨米族的本土语言也逐渐淡出主流社会，目前仅有10%左右的萨米族人还能够使用这门古老的语言。随后，斯卡登提到了气候变化对于北欧地区地貌特征的影响，作为萨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景观是萨米身份认同的核心元素之一，因而地理地貌的变化也自然会给萨米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鸟儿》

由此出发，斯卡登重点解读了他的小说《鸟儿》（Fugl, 2019），并且指出了小说对于历史的再现，以及萨米族人与自然、动物和地理的互动过程。小说刻画了一个外星殖民地，而前往此处的人们则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似乎与他们此前习惯的截然不同，而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主人公也深刻感受到了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斯卡登看来，《鸟儿》或许不是传统的科幻小说，但其中对于自然未来主义的想象，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理与自然在萨米族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专题4A：希望政治学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Ca’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亚洲与北非研究系讲师彩云（Chiara Cigarini）在论文中讨论了中国科幻小说、气候变化以及“希望的政治”。彩云选取了两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刘慈欣的《圆圆的肥皂泡》（2004）和韩松的《红色海洋》（2004）。刘慈欣的作品中，科技和资本经常被用来解决环境问题。与大刘不同，在韩松的作品中，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通常是预防，所以当提及气候变化的时候，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一点“希望”的空间。希望作为一种政治技术（a political technology），被用来构建未来。Cigarini认为《圆圆的肥皂泡》中存在着一种技术创造的希望，技术手段帮助人们去解决环境问题。

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电影学者Simon Spiegel讨论了乌托邦主义的最新趋势。Simon首先提出乌托邦之死的问题（The Death of Utopia?），认为最近复现了一种对新的乌托邦（new utopias）的需要。随后他介绍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2021）中的一系列观点，从考古学的角度，指出了人们对于“过去乌托邦”（past serves as utopia）的怀乡症。

《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教授Ayşem Mert、德国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政治科学系教授Franziska Müller和丹麦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副教授Laura Horn介绍了一个名为“22世纪全球政治手册”（The Handbook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22nd Century）的计划。她们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未来的思考如何成为一种日益激进但比以往更有必要的行为？我们以何种方式创造性地思考未来？谁能书写这些未来？她们也列举了一些推理和设想，例如：多重宇宙—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之有可能包括多种未来等等。

德国马尔堡大学（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的英国与美国研究系博士研究生Sababa Monjur探究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2009）和拉丽莎·莱（Larissa Lai）的《虎流感》（The Tiger Flu，2018）中的希望的生物政治学。强调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和石油文化（petro-culture），突出生态危机的文化内涵，描绘人类世的复杂现实主义。Sababa讨论了阿特伍德和莱如何试图消解产生边缘化主体并为排斥、暴力、非人化和大规模杀戮辩护。 Sababa引用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麻烦同在：在怪物纪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2016）中的观点进行分析。Sababa在《洪水之年》和《虎流感》中分别找到了反对技术资本主义的原文，结合了哈拉维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文本细读。

《虎流感》

专题4D：未来学研究

佐治亚南方大学（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教育学院讲师Kania Greer从教育学的角度着手，介绍了科幻文学如何提升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她介绍了2019年的佐治亚州科幻大会（Dragoncon），尤其是大会上关于“科学”的几个专题研讨，强调了通俗文化、影视、图书和漫画中对于科学家形象以及科技创新的刻画。随后，Greer讨论了科学身份（Science Identity）的三个建构元素，即“能力”（Competence）、 “表现”（Performance）与“认同”（Recognition），回顾了她在2019年所做的半结构化访谈，展现了科幻作品对于不同受访者的影响。

瑞典隆德大学 （Lund University）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Paul Graham Raven首先介绍了他正在负责的几个关于“气候”与“边缘化”（Climaginarian Projets）的研究项目（Notterdam 2045, Museum of Carbon Ruins, LU@375 [magazine], Memories from the Transition [Malmo Soundwalk], Rough Planet Guide to Skane 2050），指出项目最重要的目的有三个方面——确认挑战、假定结果以及落实讨论（concretise the challenge, situate the consequences, democratise the discussion）。最后，他强调了列维塔斯（Ruth Levitas）在《乌托邦作为方法》（Utopia as Method，2013）以及瓦格纳（Phillip E. Wagner）在《召唤希望》（Invoking Hope，2020）中的相关论述，认为他所做的一系列项目响应了人们对于希望乌托邦的呼唤。

专题5A：气候变化

芬兰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的语言研究博士研究生Essi Vatilo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中的责任、气候变化和基因工程与“If Only”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主人公之一“秧鸡”是阿特伍德设想的未来顶尖生物基因工程专家，他对人类的堕落感到绝望，因而创造了“羚羊”——一种温和的人型生物，不过曾经叫做吉米的雪人（snowman）并不情愿参与这一切。作品中有着对生态伦理的讨论。Essi辩证分析了在书中的后病毒时代，基因工程的优点和弊端。基因工程和气候变化的设定，使这些问题更加具体，也凸显了其责任和主动性。

《羚羊与秧鸡》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英语系博士研究生Elizabeth Oakes讨论了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的《异形伯恩》（Borne，2017）以及法雷尔·达尔林普尔（Farel Dalrymple）漫画The Wrenchies（2014）。Oakes重点介绍了“时间反原子认识论”（Temporally antinomic epistemology），即知识和时间是对立流动的，激发故事多种同时的解释，并且创造了一个能够唤起复杂系统的分层的可能性结构。她认为，文本中压迫性的、复杂的系统只能通过直觉来感知，并通过跨越人类、怪物和动物界限的坚持和真正的情感联系来对抗。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艺术、英语与语言学院博士研究生Matthew Munro以电影《不要抬头》（Don’t Look Up，2021）为例，关注了气候变化小说以及气候危机中心的不平等和错误信息。首先Munro引用了阿克塞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对气候变化小说的定义：气候变化小说缺乏像其他类型一样的情节公式和风格惯例，它倾向于借用和融合不同类型（惊悚、后世界末日、犯罪、幻想、恐怖）的各个方面。Munro介绍了一些对于这部电影的批评性评论，以及关于2020年美国公众调查发现的生态忧虑的现实。他在分析中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气候小说如何为有意义的行动做出贡献？对此他认为：在写作中，作者无需羞愧于想象种种反抗现实的颠覆性策略。

《不要抬头》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的当代文学高级讲师Jaak Tomberg聚焦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火星三部曲中的叙事和诗意装置，认为生态危机是一种表现性的挑战。在他看来，罗宾逊的作品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未来元文本历史的构建，不同于阿西莫夫或海因莱因在科幻小说黄金时代所想象的那些传奇故事，它们分布在相互重叠但不同且相互不可调和的文本中。罗宾逊的每本新书都对之前的书所支持的未来愿景进行评论并使之复杂化，通常是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问题的某些之前被忽略的部分（环境问题）。

专题5B：欧洲想象（之一）

英国斯旺西大学威尔士语讲师Miriam Elin Jones通过欧文·欧文（Owain Owain）的废托邦小说《最后之日》（Y Dydd Olaf [The Last Day], 1976），讨论了科幻文学中的边缘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她首先介绍了小说书信与档案式的叙事方式，通过这些零散的文件，读者逐渐可以勾勒出作者想象中黑暗的20世纪末，并且感受到文本中流露的威尔士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文化。通过强调威尔士语与威尔士文化在“大不列颠”构建的总体性下的边缘地位，Jones呼吁读者重视文学作品与“地方”的联系，重现语言多样性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英国利兹大学艺术、人文与文化学院教授Lars Schmeink研究了德国当代科幻文学中对于边缘社群的刻画，他首先简要介绍了德国科幻的历史，批评了传统作品中的保守立场。他着重强调了当代科幻文学中的“进步”转向，通过“进步奇幻文学”（Progressive Fantastic）的几部代表作品，比如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ullivan）的《共生之城》（Die Stadt der Symbionten [City of Symbionts]，2019）、茱蒂丝和克里斯蒂安·沃格特（Judith C. Vogt and Christian Vogt）的《废土》（Wasteland，2019）以及《太空ACE》（Ace in Space，2020），探讨了近年来德国科幻对于非洲未来主义和性别问题的刻画。

《共生之城》

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员Emrah Atasoy介绍了当代土耳其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主义以及世界建构，以及土耳其作家对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他首先介绍了“批判性恶托邦”（Critical Dystopia）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术语在土耳其的接受过程。他认为，近年来，土耳其文学涌现出一批以“乌托邦”创作母题的科幻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艾谢·库林 （Ayşe Kulin），其代表作《捕获太阳》（Tutsak Güneş [Captured Sun]，2015）。通过对这部小说的文本细读，Atasoy强调了文本对于生态未来主义的描写，以及由此显现出的乌托邦愿景。

主旨演讲2

在大会的第二个主旨演讲中，阿根廷作家劳拉·庞塞（Laura Ponce）从自己在莫雷诺（Moreno）的成长经历出发，从“中心性”与“边缘性”的张力入手，强调了阿根廷作为后殖民国家展现出的民族主义与地方文化。她认为，正如马克·费什（Mark Fisher）在 《我生命中的幽灵》（Ghosts of My Life，2014）所讲，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能看到帝国主义的“鬼魂”，这些鬼魂一直以来都萦绕在阿根廷的政治经济语境之中。她随后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下的新殖民主义，指出了全球化视角下世界资本对阿根廷本土环境以及文化的介入。而正是在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笼罩下，阿根廷作为世界的“边缘”，从未放弃过反抗霸权，重构世界秩序。

她随后介绍了拉丁美洲的本土语言以及西班牙语的变种，认为在这些语言环境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于欧洲与北美视角的未来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是独属于世界边缘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她看来，“科幻小说”这一术语本身便是西方的产物，而拉美读者能够读到的科幻作品，也都经过了西方市场的中介，由此带来的科幻总体性覆盖了拉美本土语言的多样性，而本土文化、本土对未来的想象，也在这总体性中，被迫失声。在十多年前，阿根廷读者甚至都没办法接触到同在拉美地区的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科幻文学，这一现象在今天略有转变，但欧美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性仍然不容忽视。

专题6A：宗教未来主义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英语与性别研究访问学者Sümeyra Buran介绍了伊斯兰教中的苏菲主义（Sufism），穆斯林通过对真主的直接个人体验来寻求神爱和知识的真理。她认为，在苏菲主义的视角下，永恒并不是指拥有无尽的时间，而是指不受时间的影响，人们需要把过去和未来在脑海中抹去，活在当下。随后，Buran列举了自乔叟（Geoffrey Chaucer）以降的英美文学中的苏菲主义意象，最重要的当代作者包括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以及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印度古鲁大学 （Guru Gobind Singh Indraprastha University）英语文学硕士研究生Simran Gindwani介绍了印度科幻中的神话叙事。她列举了一些有关印度神话的印度科幻小说，并且指出，作者们用神话作为一种手段，来展示反抗，寻找新的真理，并以独特的方式猜测未来。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们赋予神话以新的生命力，而神话通过隐喻和象征丰富了叙事的意义，这些宗教符号随着时间、时代和文化的发展而演变，从而体现出流动的历史性与政治性。Gindwani总结说，一个宗教的构建取决于目前的信仰、神话和技术话语。由于故事被置于一个后人类和二维空间的时代，统治者的宗教是科学和技术。但通过神话、信仰和哲学的方式恢复和平和正义，显示出故事的永恒性。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英语系博士研究生Jovana Isevski从佛教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金·斯坦利·罗宾逊“资本科学”三部曲（Science in the Capital），即《雨的四十种迹象》（Forty Signs of Rain，2004）、《五十度以下》（Fifty Degrees Below，2005）以及《六十天和计数》（Sixty Days and Counting，2007）。她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佛教中的“虚无”探讨三部曲中“物”的本质，而“相互依存”概念则强调了物与物之间流动、变化的各种关系。同时，通过佛教对于人与自然的理解，我们还能够进一步讨论人类世中，我们对于地球本身的他者化。

“资本科学”三部曲

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大学（Cappadocia University）英语语言与文学学院助理教授Jim Clarke讨论了佛教未来主义、赛博朋克以及技术东方主义的关系。他指出，佛教是西方世界最晚接触到的主流宗教，开始于19世纪，其间对文化和文学进行了一系列影响和运动。虽然“黄祸”（Yellow Peril）这一意象预设了强烈的殖民色彩，但是来自东方的佛教智慧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他列举了佛教在科幻黄金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以及技术本体和虚拟性在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使用，重点讲解了佛教未来主义的发展方向。分享了他本人即将出版的著作《佛教和科幻》（Buddhism and Science Fiction），以及他与另一位演讲者Sümeyra Buran合编的《宗教未来主义》（Religious Futurism），本书将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

专题6B：科幻与殖民主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朱梦梦从霍米·巴巴的“殖民话语矛盾”理论（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s）出发，分析了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R.U.S.，1921）。霍米·巴巴曾提出“模拟人”（mimic man）这一术语，即一个几乎相同，但不完全一样的主体。殖民话语一方面想要生产这样的模拟人，因为这样的主体可以再生产殖民者的假设、习惯和价值体系；但另一方面，如果被殖民者完全接受并习得殖民者的假设、价值和主题，就会意识到殖民体系的非公平性并想要打破殖民体系。朱梦梦认为这个理论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后人类：具有意识的机器人、复制人、克隆人也是一种模拟人，和人类相似，但并不相同，人类一方面想要制造更像人的实体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另一方面人类希望能让这些机器、赛博格、生物组织等永远是顺从者。这也能解释为何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为何总是处于矛盾中。后人类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以超越人类中心以及后殖民的欲望。

《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剧照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现代语言系讲师Jari Kakela讨论的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Foundation）与2021年的电视剧改编。他认为阿西莫夫的原小说中，是科学家、哲学家等精英主导对银河帝国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构造，但电视剧着重表现了一个更加包容的未来。在原著中，基地很少从别的国家选择人群，其他国家以障碍物或工具的形式存在，但是在电视剧中，基地的人民和所谓的周边“野蛮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电视剧还对“野蛮人”一词有所反思：“‘野蛮人’只是一个对非你自身的人的方便蔑称。”

专题6C：拉美科幻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电影学院研究生Carolina Oliveira介绍了当代巴西科幻电影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议题。通过对《不宜居住》（Inabitavel，2020）以及《紫色独裁》（Ditadura Roxa，2020）两部电影的解读，她剖析了种族、性别冲突的阶级属性，借助美国学者Patricia Hill Collins的“外人内置”（outsider within）理论，指出电影中的黑人女性正是在自身边缘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够在社会中谋求一席之地，其黑人女性身份，成为了主人公赖以生存的符号。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Matheus Schlittler从游戏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冰汽时代》（Frostpunk，2018）中的恶托邦叙事以及社会稀缺性，认为电子游戏是科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世界建构机制，勾勒出许多重要的美学范式，包括赛博朋克、蒸汽朋克、乌托邦、恶托邦等等，而像《超级马里奥》《赛博朋克2077》（Cyberpunk 2077，2020）、《残暴小队》（Cruelty Squad，2021）等作品，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关切。Schilittler认为，《冰汽时代》的复古未来主义叙事同样需要以相似的方式加以理解，游戏设定中的稀缺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资本主义可以运作的结果，而玩家需要建立“最后的城市”，则反映了人们的乌托邦愿景。

《冰汽时代》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电影学院教授Alfredo Suppia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示了巴西近几十年来大规模森林砍伐造成的环境恶化。他随后详细解读了《核避难所》（Abrigo Nuclear，1981）、《亚特兰蒂斯》（Oceano Atlantis，1989）、《里约2096》（Rio 2096，2013）、两千年的巴西 （Brasil Ano 2000，1969）等电影，强调了巴西电影中对于荒漠化、核辐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的关注。同时，他也指出，回顾巴西末日题材电影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以及社会冲突的不同方面。

专题7B：荧幕上的未来

美国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Justice Hagan介绍了科幻电影中的难民营和边缘社区。以《超人》（Superman，1978）为代表的影视作品里面，大批人口因为一些社会问题不得不背井离乡重新寻找家园。而20世纪以来的难民像《星际迷航》（Star Trek）里面一样，即使移居到太空也没有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浩瀚苍穹》（The Expanse，2015至今）的时间设定和《星际迷航》类似，但是讲的是一个纯粹关于人类的故事，他们夹在地球和火星之间，哪里都没有自己能享受到的权利。由此，Hagan强调了两部作品中难民社群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指出了这一群体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受到的双重压迫。

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Kadir Has University）传播学硕士研究生Ilyas Deniz Cinar介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太空歌剧作品，以及其中的政治隐喻。2013年，土耳其政府决定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购物中心，拆除原有的塔克西姆盖齐公园（Taksim Gezi Parkı）。人们对此进行了抗议，并逐渐发展成广泛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造成大量成员受伤甚至死亡。盖茨公园的民主空间为不同群体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对公共空间提出性别、性、种族和阶级的要求。随后，Cinar分析了电影《太空部队》（Uzay Kuvvetleri, 2015）和《穆拉特船长》（Murat Kaptan, 2015），着重强调了作品对于现实中政治性反抗的刻画。

《太空部队》

《穆拉特船长》

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University of Zaragoza）大学英语与德语系助理教授Pablo Gomez-Munoz讨论了影视剧《未来岁月》（Years and Years, 2019）中的社会经济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新配置。本剧讲的是住在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的中年兄弟姐妹四人和一家在未来15年间由于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环境下的悲欢离合，牵扯到了同性恋、难民、种族、残疾、政治、科技、社会活动等等问题。他认为，本部作品反映了人们日益缩小的私人空间，以及社会分配不均造成的难民、住房以及城市分化问题。

专题7D：城市未来

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Jindal Global University）英语系助理教授Aishwarya Subramanian讨论了科幻中的边缘空间——我们位于什么样子的空间？我们如何在空间中移动？她引用了印度科幻小说家——范达娜·辛格（Vandana Singh）发表于2004 年的时空旅行短篇小说《德里》（Delhi）、2011年的《因陀罗的网》（Indra’s Web）以及2022年的《第三种乌托邦》（Utopias of the Third Kind），并由此出发，关注到了女性在印度大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寻求一席之地的困难。

美国戈登州立学院（Gordon State College）人文学院教授Doug Davis讨论了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Bishop）作品中的亚特兰大未来历史（Future History of Atlanta）。Davis介绍了两种类型的美国南方城市，其中一种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历史建筑，保有着如同《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里面的生活方式。而像亚特兰大这样的城市则致力于建设高耸的摩天大楼，有望成为领先世界的城市。在毕晓普讲述的未来历史中，比如《大灾变时代》（Catacomb Years，1979），濒临毁灭的美国将自己与世界的其他地区隔绝，成为“圆顶城市”（Dome City）叙事的经典作品。

《大灾变时代》

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SUNY–Empire Stat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Mark Soderstrom讨论了宇宙大都市，当代推测性小说中的城市政治和混杂性。Soderstrom首先介绍了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著作《美国边疆的历史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它推进了美国历史研究前沿论题。随后他介绍了一系列作品例如杰米辛（N.K. Jemisin）的《我们成为的都市》（The City We Became，2020）。Soderstrom发现，许多科幻都以城市为主要叙写对象，科幻中的一些“全球城市”体现出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说过的“未来属于混血”（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impure）。一些科幻作品也体现出了诸如多样化的都市优势。Mark也举了一些影视作品来佐证他的观点，诸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和《闪灵》（The Shining，1980）。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英语与文化研究高级讲师Sara Martin介绍了小说《巴塞罗那2059》（Barcelona 2059，2021）的书，由九个作者共同完成。她介绍了其中的一些设定、巴塞罗那的城市现状以及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在本书中，人们建造了一个名为Nova Icària的乌托邦式人工岛，成为后人类主义的实验基地，这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和社会革命。Martin认为，不仅仅是在巴塞罗那，其他逐渐衰败的城市，都可能吸引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后人类的实验。

专题8B：帝国的未来叙事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ʻi at Mānoa）英语系教授John Rieder讨论了视觉小说（visionary fiction）中对社会运动的描写，指出了这些作品对于当下种种社会失能（social disfunction）的描写，并且强调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本身的互动。他以姜敏寿（Minsoo Kan）的《不实翻译的优势》（“The Virtue of Unfaithful Translation”，2020）以及阿马尔·埃尔·莫塔（Amal El-Mohtar）与马克斯·格莱斯顿 （Max Gladstone）合著的《这就是你如何输掉时间战争的》（This Is How You Lose the Time War，2019）为案例，分析了政治权力在历史、传播以及个人情感领域的介入。在Rieder看来，科幻文学是有关真相的文学，而“真相”在我们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是你如何输掉时间战争的》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Daniel Conway讨论了电影《降临》中的“命运之爱”（Amor fate）。他介绍了电影中人类通过外星语言所实现的某种进化，而这种“进化”的机会并不为所有人拥有，而仅仅是某些群体的特权，由此形成了天选之子与普通人类（higher human beings与ordinary human beings）的分隔。能够看到未来的人被视为异类，由人类变为“他者”，成为众矢之的。（Conway教授讲到这里便掉线了）

都柏林城市大学（Dublin City University）博士研究生Iuliia Ibragimova以阿丽耶特·德·波达尔（Aliette de Bodard）的旴涯宇宙（The Universe of Xuya）系列（2007—present）为例，并且基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提到的“装配”理论（Assemblage），讨论了社会反抗运动中的生命价值以及革命性潜力。在旴涯宇宙中，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意识形态的越南帝国一跃成为世界中心，因而“家庭”也成为故事中帝国最基本的政治运行单位。Ibragimova随后详细分析了小说中的空间性和社会流动性，认为只有通过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才能从帝国内部改变帝国既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

专题8D：科幻与残疾

瑞典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历史、哲学与宗教学院博士后研究员Josefine Wälivaara讨论了科幻作品中的“健全主义”（Ablism），分析了《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2005）、《月球》（Moon，2009）、《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10）等等电影情节，认为残疾和疾病有能力将我们从线性的、渐进的时间及其规范的生命阶段中抽离出来，并将我们抛入一个更加复杂，充满各种非线性关系的另类现实当中。她认为，人们对于“健全”的重视，实际上是一种人类中心视角下，对于生产效率的重视，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凝视下的社会生产机制。因而，抛弃健全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对于残疾群体的关注，同样也是对我们当下政治经济话语的反抗。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文学系助理教授Leigha McReynolds介绍了残疾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联系。2019年的《离奇杂志》（Uncanny Magazine）特别版提到了请残疾人士来打破传统科幻范式，让他们创造一个宇宙飞船，在那里不会有轮椅过不去的楼梯和挡路的垃圾，从而使残疾人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这个话题让研究者认为这不但给残疾人士对未来的劳动和身体有了更积极美好的想象。宇宙飞船本身就处在一个特殊的失重环境当中，因而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一直以来，与残疾相关的术语都是负面词汇，而一个人残疾与否，取决于其工作能力。但是，作者希望这一现状能够改变，使我们以更积极的态度审视残疾。

《男女的诞生》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博士研究生Michael Stokes首先介绍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体——他因为有四块多余的骨头而成为一个“变异”。于是，一直以来，Stokes都试着在达科·苏文、塞缪尔·德莱尼等人的作品中去寻找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他认为，与外星人相比，“变种人”对人类来说更加危险，因为前者可以被发现、被征服，而后者则更为隐秘。不过，Stokes也指出，正是变种人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赋予了它广泛的审美吸引力和叙事张力。通过理查德·马特森（Richard Matheson）的小说《男女的诞生》（Born of Man and Woman，1950），Stokes思考了人与非人之间的边界，呼吁我们关注残疾研究对于该议题的影响。

专题9A：欧洲想象（之二）

比利时布鲁盖尔 （Bruegel）智库学者Giuseppe Porcaro和丹麦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Laura Horn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了“欧洲未来主义”在科幻文学中的再现。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一种“政治叙事”（political fiction），而不是一个联邦，更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政体（polity in the making）。于是，在探讨或然叙事方面，科幻便可以被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法论，成为想象、构建新的政治架构的重要平台。随后，他们介绍了科幻作品中的“超国家性”或“超民族性”（supra-nationality），包括《浩瀚苍穹》（The Expanse）、《星际迷航》（Star Trek）、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未来部》（Ministry of the Future，2020）等等，但同时也通过戴维·哈钦森（Dave Hutchinson）《分裂的欧洲》四部曲（The Fractured Europe Sequence，2014—2018）强调了“欧盟”作为整体的内在异质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Jerry Määttä介绍了他将要进行的研究，聚焦当代瑞典废托邦小说中的政治与诗学。通过分析文本中涉及的阶级、性别、宗教、福利制度、民族主义、全球化、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等元素，Määttä详细讨论了约翰内斯·安于鲁（Johannes Anyuru）的《他们将淹没在母亲的泪水中》（They Will Drown in Their Mothers Tears，2017）以及卡米拉·斯腾（Camilla Sten）的《另一个黎明》（En Annan Gryning，2015）。虽然两部作品都是主流文学作品，但其中的科幻与废托邦叙事元素也备受学界的关注。

《他们将淹没在母亲的泪水中》

《另一个黎明》

芝加哥大学“斯蒂瓦诺维奇知识形成研究所”（Stevanovich Institute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博士后Anastasia Klimchynskaya讨论了科幻文学对于未来的预测性，并且敲掉了这种预测性的黑暗面与负面效应。她从19世纪的科幻叙事入手，尤其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与H.G.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介绍了这些小说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再现，以及由此生成的未来主义想象和文化范式。她强调，虽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某种“普遍性”，但我们需要注意科幻文本中显现的民族性，并由此出发，解释被“科学”总体性遮蔽的边缘空间和文化。

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系博士研究生Stephen Bruce同样回到历史中去，探讨了18与19世纪俄国旅行文学中的时空想象，着重介绍了塔迪乌斯·布哈林（Jan Tadeusz Bulharyn）的1824年小说《合理的幻想》（Plausible Fantasies）与奥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 的1835年小说《4338年》（The Year 4338）。在Bruce看来，由于政治原因，生于波兰家庭的布哈林与以奥多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主流俄国作家的关系非常糟糕，不过即便如此，两部作品中仍然体现了相似的社会与政治关切。通过分析故事中的技术与未来想象，包括热气球带来的新的旅行方式，甚至工业化带来的气候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与新的技术建构起了不同的地缘政治，也反映出两位作者对于“帝国”“阶级”“权力”的不同理解。

专题9D：推想地理学

英国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当代写作与数字文化讲师Chris Pak通过在威尔士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和农业愿景，讨论了威尔士农村地区变化。他主要聚焦在三部作品伊斯尔温·福克斯·埃利斯（Islwyn Ffoulkes Ellis）的《未来威尔士的一周》（A Week in Future Wales，2021）、洛伊德·琼斯 （Lloyd Jones）的《水域》（Water，2014）、以及西南·琼斯（Cynan Jones）的《滴水》（Stillicide，2019）。埃利斯对故乡的设想部分是乌托邦式的，部分是反乌托邦式的。同时，Chris在分析中提及了王安忆的《小鲍庄》（1986），并将这部中国作品与琼斯的《水域》进行比较。他认为，《小鲍庄》中的一些元素很容易在威尔士的环境中得到应用。他着重分析了Stillicide这个词的意思：持续不断的滴水，以及与从邻近土地上或向邻近土地上取水有关的权利或义务。

《滴水》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Samantha Hind讨论了约翰娜·斯托贝洛克 （Johanna Stoberock）《猪》（Pigs，2019）中肉身的东西（Thing Flesh）以及活力唯物主义（Vital Materialism）。Hind借鉴美国哲学家简·本尼特 （Jane Bennett）在《充满活力的物质:事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的观点，认为物质性（materiality）是一种倾向于将人类、生物群和生物群之间的关系水平化的量规。

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的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Faeze Rezaii讨论了《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中的水生空间，并且指出，米勒行星（The planet Miller）展示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代理权理解。Rezaii以凯伦·巴拉德 （Karen Barad）在关于物质以及量子物理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强调在这部电影中，海洋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力量，使人类分散，并显示出人类感知能力的有限性。

主旨演讲3

印度著名科幻作家英德普拉米特·达斯 （Indrapramit Das）向我们分享、并阅读了他自己的小说《必要的存在》（A Necessary Being），以“家庭”为叙事核心，讲述了后末日时代的父女关系以及“身体”与“灵魂”的相互融合。故事收录于吉迪恩·利希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编辑的《拥抱转变：来自后疫情未来的包裹》（Make Shift: Dispatches from the Post-Pandemic Future，2021），从后疫情的视角出发，讲述了疫病对于个体、国家、民族以及区域政治、文化的影响。

专题10A：情感未来

美国奥斯汀学院 （Austin College）英语系教授Alex Garganigo讨论了小阿尔弗雷多·维亚（Alfredo Véa Jr.）的小说《墨西哥飞行员》（The Mexican Flyboy，2016），以及其中的创伤和历史。小说的主人公Simon Vegas是位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诗人，伯克利的英语教授，还是一位越南战争老兵。主人公经历了四段创伤：家庭成员因丙烷泄露而死亡，一个跳伞者死于他面前，他射杀了一位试图在美军基地自杀袭击的越南男孩，以及交火中他的一位同伴士兵的头被炸飞。小说重点讲述了第二段创伤体验，而创伤二正是创伤一的屏障记忆（screen memory）和替代。Alex最后指出，个体和集体的创伤不是零和博弈，并非关注一个就会削损另一个，对创伤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对个体创伤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为了放大对他人的同情。

《墨西哥飞行员》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魁北克与法语文学助理教授Nicholas Serruys以Voivod乐队的《Dimension Hatröss》专辑为案例，讨论了前卫金属乐的微观叙事，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批判和对革命行动的呼吁。Serruys认为，金属乐是一种可塑性强的音乐，能够使人联想到乐评人杰夫·瓦格纳（Jeff Wagner）的专著《平均偏差》（Mean Deviation：Four Decades of Progressive Heavy Metal，2011），这本书适用于分析任何形式艺术表达的演进过程：没有对常规的偏离，就不可能有进步。近年来兴起的概念专辑就是一个例子，概念专辑类似一首长诗或一个故事循环，丰富了音乐的叙事性，由此模糊了“严肃书写”和“流行文化”的界限。Voivod的专辑结合力重金属音乐的多种亚类型（主要是前卫摇滚和鞭挞金属），同时，他们的作品还使用了小说叙事。这个乐队的作品对文学分析特别是科幻研究是有意义的，他们的主题有社会工程、地球和地外文明的冲突、核灾难等。这支乐队控诉了科技导向的异化还有对陌生的恐惧。

美国路德学院（Luther College）的英语系副教授Andy Hageman讨论了科幻与区块链之间的交互性。他认为，区块链的核心是透明性、信任、去中心化、共识，具有重新配置中心/边缘，能量/权力的可能。Alex介绍了一些书写区块链的科幻作者及其作品，包括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魔法王国受难记》（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2003）、卡尔·施罗德（Karl Schroeder）的《我们烦恼的自杀》（The Suicide of Our Troubles，2021）、陈楸帆的《荒潮》（2013）、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红月》（Red Moon，2018）以及《未来部》（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2020）、刘宇昆的《拜占庭移情》（Byzantine Empathy，2018）等等。

专题10B：原住民未来主义

美国拿桑社区学院（Nassau Community College）英语系教授Joan Gordon首先强调了大会的主题“边缘社区”（social margins），从原著文化研究（Indigenous Studies）的角度出发，以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为理论进路，讨论了澳洲原住民充满生机的本土文化。她详细讨论了特雷西·索伦森（Tracy Sorensen）的2018年小说《幸运的鹦鹉》（The Lucky Galah），小说设定于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某座小城，叙事者是一只红头鹦鹉，因某种原因能够接收到卫星信号。Gordon认为，小说反映了原住民文化与殖民者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从她自己提出的概念“动物赛博格凝视” （amborg gaze）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becoming）理论出发，讨论了后人文时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幸运的鹦鹉》

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文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Ida Yoshinaga以及独立学者Kenrick Hajime-Yoshida以平一纮的电影《奇迹市胡差》（Miracle City Koza，2022）为例， 讨论了冲绳男性气概（Okinawan Masculinity）以及蕴含其中的独特海洋文化。他们首先介绍了冲绳历史上的“双重殖民”，以及日本和美国文化与冲绳本土文化的交融和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文化范式的借鉴，更体现在了语言本身的相互融合。他们展示了电影中“冲绳群舞” （Kachashi），并由此出发，讨论了身体与空间以及岛屿文化的联系。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人文实验室（Sussex Humanities Lab）研究员、英国科幻协会会刊《矢量》主编Jo Lindsay Walton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角度，讨论了原住民未来主义叙事中的后资本主义想象。他首先简要介绍了马克思、西美尔、卡尔·波兰尼、哈贝马斯等人对“金钱”的讨论，强调了金钱所内在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Walton以则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群岛的雅浦文化（Yapese）为案例，探讨了“无金钱”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并从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对于雅浦文化的案例分析入手，指出了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原住经济体系”对我们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题10D：当代科幻中的精神疾病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的英语文学博士研究生Miguel Sebastián-Martín讨论了科幻影视剧中的堂吉诃德主义（Quixotism）。他认为，在叙事学中，堂吉诃德式人物有三个典型特征：文学综合症、过度的浪漫主义和不足的英雄主义。而在新媒体中，文学综合症表现为物理和虚拟现实之间的混淆，过度的浪漫主义表现为现实中的自视甚高，不足的英雄主义则变成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产生的扭曲主体性。在《黑镜》（Black Mirror，2011至今）、《黑客军团》（Mr. Robot，2015）、《西部世界》（Westworld，2016至今）、《瑞克和莫蒂》（Rick and Morty，2013至今）、《旺达幻视》（WandaVision，2021）以及《疯子》（Maniac，2018）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类似的角色。在Sebastián-Martí看来，堂吉诃德主义是灵活和仁慈的，幻想者既可以是讽刺的对象，也可以是乌托邦的主体。

《疯子》

萨拉曼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研究生Marta Bernabeu则重点讨论了《疯子》这部电视剧里的情感不稳定。某种程度上，本剧可以是一部讽刺剧集，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Bernabeu认为，“疼痛”是政治性的，使权力的界限可视化。两位主人公因为创伤走到一起，剧情似乎在向我们展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治疗心理疾病。痛苦是无法摆脱的，还不如换一种方式好好生活。

萨拉曼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研究生Alejandro Sanchez Cabrera聚焦《旺达幻视》，探讨了作品中体现的乌托邦式希望与荒诞。Cabrera讲道，主角旺达的人生充满了死亡：从小因为爆炸失去父母、然后胞弟、最终爱人幻视。旺达的权力过剩和对其能力的使用源自于一种无与伦比的悲痛，它使观众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新的事实——旺达的力量来源于其强大的想象力，这种力量深深地植根于她“扭转一切”的愿望之中。换言之，她希望使世界按照她自己的印象来设定。尽管围绕着万达的行为是否合理存在着巨大的争论，但她的故事和小说中描绘的方式教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和拥抱悲痛。

《旺达幻视》

萨拉曼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研究生Lucia Bausela Buccianti同样研究了《旺达幻视》，重点强调了故事中角色的自我反省。在这个过程中，她将《旺达幻视》与其他影视作品联系起来，通过彼此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讨论了影视“媒介”的叙事作用。

专题11B：非洲未来主义（之一）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媒体与文化研究学院助理教授Dan-Hassler Forest首先推荐了自己关于美国音乐人加奈儿·梦奈 （Janelle Monáe）的新书《梦奈的酷儿非洲未来主义》（Janelle Monáe’s Queer Afrofuturism，2022），并由此出发，介绍了 梦奈2018年音乐专辑《Dirty Computer》中的黑人乌托邦。他详细分析了专辑歌曲的歌词，强调了其中的酷儿元素。在他看来，梦奈的歌曲通过独特的旋律和节奏，加上MV中颇具特色的舞蹈风格，展现了酷儿群体被边缘化的性别与社会认同，从而动摇了人们对于男性与女性气概的既往认知。

德国不莱梅大学（University of Bremen）英国与美国研究学院博士研究生Julia Gatermann从杰米辛（N. K. Jemisin）的《破碎的星球》（The Broken Earth）三部曲出发，讨论了非洲未来主义对于“跨性别身体”（Trans-Corporeality）的刻画，强调了其中蕴含的反抗性潜力。她随后介绍了简·本尼特 （Jane Bennett）关于“物”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以及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生成”后人文主义研究，认为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中心”，而是一种建构于流动“关系”上的后人文主体性。

《破碎的星球》三部曲

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Helane Androne同样研究了杰米辛的《破碎的星球》三部曲，着重强调了故事中的末日元素，以及作者本人对于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她首先介绍了美国学者切拉·桑多瓦尔 （Chela Sandoval）《反抗的方法论》（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2000）中的五个关键词，即符号（semiology）、神话（mythology）、元意志化（meta-ideologizing）、民主（democratics）以及区别行动（differential movement），并着重探讨了第二点“神话”。通过文本细读，Androne展示了《破碎的星球》三部曲中的反抗性社会运动，分析了故事中不同角色的政治与性别诉求。

主旨演讲4

知名尼日利亚科幻作家、编辑奇内洛·欧万鲁 （Chinelo Onwualu）聚焦当下热议的气候问题，认为我们在以悲观的视角研究、认识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建构一种“气候乐观主义”（climate optimism）的心态。在她看来，虽然我们现在正在面对各种各样世界范围的不公平性，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充斥着暴力、压迫与歧视，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伤痛便失去对未来的期望。相反，正是这种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式愿景，才能让我们产生改变现状的冲动。

主旨演讲5

著名埃及艺术家、科幻作者甘泽尔（Ganzeer）介绍了他创作的漫画小说《太阳电网》（The Solar Grid，2016至今），并选读了小说的部分内容。该部作品借鉴了科幻的经典母题“火星”，并以火星—地球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移民、人口、阶级、能源等社会议题。随后，甘泽尔分享了《太阳电网》的创作灵感以及他与编辑针对故事情节和图画表现方式的辩论，强调了他对于传统科幻作品的致敬，以及在日本漫画中获得的分镜启发。最后，他向我们展示了尚未公布的部分作品草图和脚本内容，以及作为作品一部分的音乐。在这些后续的章节中，Ganzeer从“推想性神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神学与现实的关联，这在他看来，是独属于科幻的叙事潜力。

《太阳电网》

专题12B：超级英雄

知名作者、独立学者Michael Pitts的讨论围绕着网飞（Netflix）与英雄联盟共同合作的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Arcane: League of Legends，2021）展开。他重点探讨了这部剧集中社会环境与角色之间亲缘关系（kinship）的相互作用。他首先指出，从社会层面来说，由血缘关系构成的亲缘关系属于“未经改变的类别”（unmodified categories），并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另一方面，他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家庭也面临支离破碎的风险。随着血亲之间的被迫分离，新的亲缘关系也随之诞生。Pitts认为这种非传统的亲缘关系具有革新的潜力，可以挑战由血缘构建的既有社会模式，这两种亲缘关系的相互碰撞重塑了该剧集中的社会关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英语系教授Nathaniel Williams分析了《萨维奇博士》（Doc Savage，1930s-1940s）系列漫画中对罪犯进行改造而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在早期漫画中，部分罪犯被迫接受了脑部手术以“治愈”其犯罪倾向，他们中的很多人关于过去的犯罪记忆也被消除了，只有成功从“罪犯学院”（crime college）毕业的人才能重获记忆。漫画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改造，这些罪犯才能真正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citizen），尽管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违法的。Williams认为这一系列漫画一方面正如传统的侦探小说情节那样强调人的自由和主观能动性，但在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一个“改造”而非“惩罚”罪犯的乌托邦，不过这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萨维奇博士》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文学系博士研究生Oskari Rantala深入探讨了阿兰·摩尔（Alan Moore）的ABC宇宙（America’s Best Comics）中独特的媒介叙事。他首先提出，ABC宇宙中的大多数超级英雄故事由一场探险开始，随着剧情的逐渐深入，摩尔也慢慢加入更多的超自然、奇幻元素。并且Rantala注意到，启示录叙事艺术贯穿了整个ABC宇宙。其次，他重点讨论了《普罗米西亚（Promethea）》这一系列漫画的封面设计。与传统的封面不同，《普罗米西亚》的封面可以通过不同的折叠、拼接方式形成不同的艺术画作。Rantala认为这部漫画的前卫设计使它超越了“书籍”这一单一的媒介形式和物质性，而封面的随意拼接设计使其超越了人类语言认知设立的边界。

专题12D：来自边缘的未来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Conrad Scott博士讨论了土著环境想象力，他具体分析了名为《飞向月球》（Moonshot，2015至今）的原著民科幻漫画集，并且重点讨论了该系列第三辑中的生态未来主义，以及其中的三部作品：Jennifer Storm的《未来世界》（Future World）、伊丽莎白·拉彭斯（Elizabeth LaPensée）的《为水而来》（They Come for Water）以及杰拉德和佩塔·盖耶·罗伯特的《H20》。随后，Scott从自己先前的相关研究出发，进一步阐述了Grace Dillon提出的原著民未来主义（Indigenous futurisms）。

《看见…未见》

伯明翰城市大学（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创意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Nat Muller 以希巴·阿明（Heba Y. Amin）的《深海行动》（Operation Sunken Sea，2018）和默罕默德·阿卜杜勒卡里姆（Mohanmed Abdelkarim）的《看见…未见》（Gazing…Unseeing，2021）为代表的“水之意象”（Hydro imaginaries）。Muller将这两个作品与德国建筑师赫尔曼·色格尔（Herman Sörge）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技术乌托邦，并由此出发，认为两部作品通过不同立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对经济主权的质疑，想象了私有化、生态、监督和移民的关系。

专题13A：性与身体

波兰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美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Anna Kurowicka讨论了科幻小说中的医学干涉对于性、性别和人性的影响。她选取的文本是美国新浪潮科幻小说家塞缪尔·德拉尼（Samuel R. Delany）于1967年撰写的短篇小说《是的，与蛾摩拉》（Aye, And Gomorrah）和莉迪亚·尤克娜维奇（Lidia Yuknavitch）于2017年出版的作品《琼的书本》（Book of Joan）。她引入了玛丽亚·卢戈涅斯（Maria Lugone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苏珊·史赛克（Susan Stryker）的观点，认为当医学手段干涉人们的性别认知甚至是对于肉体欢愉的渴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人性（dehumanise）的过程。Kurowicka指出，如今很多人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跨性别的身体是非自然的，但是其实目前关于“自然的”和“人工的”之间的界定并不清晰，因此仍然值得学界进行进一步探讨。

《琼的书本》

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L. Acadia博士将纪大伟的《膜》（1995）与安娜莉·纽维兹（Annalee Newitz）的小说《自觉》（Autonomous，2017）进行对比，讨论酷儿科幻小说中对未来智能与跨性别的想象。她由海尔斯（N.K. Hayles）对后人类的定义出发，讨论了这一议题中的三个重要话题，即跨人类、跨身体与跨性别。Acadia探讨的核心问题集中于AI对于人脑以及人性的影响，即：如果一个AI程序作用于人类大脑并改写了其中关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部分，该角色真正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否会（或者是否应该）随之改变？她认为纪大伟和纽维兹的两部作品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和肉体之间的边界，思考赛博格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和欲望（desire），以应对一个可能到来的酷儿-赛博朋克的未来。

专题13B：非洲未来主义（之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Cody Brown从非洲未来主义的视角出发，介绍了塞缪尔·德莱尼（Samuel R. Delany）的小说《戴尔格林》 （Dhalgren，1974），强调了这部小说对于种族、气候以及社会运动等议题的讨论，强调了小说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他认为，小说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压迫，进而重构了他们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同时，德莱尼也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流动与互动关系，在Brown看来，对于个体来说，“选择权”是个人主体性的基础，而对于选择权不同的理解，也象征了新主体的形成。

《戴尔格林》

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副教授Isiah Lavender III 首先回到詹明信关于乌托邦“欲望”的论述，强调了乌托邦与科幻想象在想象后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他以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的短篇小说《太空商人》（The Space Traders，1992）为例，从苏恩文（Darko Survin）的“新奇性”（novum）概念以及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出发，讨论了非洲未来主义叙事中对于“白人性”（whiteness） 的描述，以及对于黑人重金属乐（Noirum）的刻画，强调了美国社会在历史上以及当下的系统性歧视。

主旨演讲6

会议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提前录制的视频中，讨论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思考方式。她从马云的《未来已来》出发，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中，介绍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网络内地位的变化。但她同时也指出，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仍然在延续自1919年产生的民族身份认同，即中国落后于世界、中国外在于世界。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中国长足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身份认同，不过，在“未来已来”的环境中，我们还没有建构起新的逻辑。当未来已来，我们似乎陷入某种茫然和恍惚，形成了情感逻辑的空洞。

在这种“未来已来”的双重性基础上，戴锦华介绍了近年来流行的“丧文化”，而与此呼应的，是社会主体的两种基调：自我催眠，以及潜意识自觉。人们告别了革命，却又不得不置身于问题重重的现实之中，但由于乌托邦想象的匮乏，我们却又不能、或没有欲望去构建新的历史。不过，她在刘慈欣的作品中却看到了某种希望，看到了某种“饱满的元气”，某种自信和张扬，看到了一种对于现代主义逻辑的重构。通过《流浪地球》，她看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定胜天和愚公移山。而与此相对的，是以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戴锦华强调了小说对于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的抨击。

《小蘑菇》

《熔城》

从疫病流行的角度出发，戴锦华看到了右翼民粹的崛起以及地域疆界的封闭。她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的耽美网络文学，探讨了一十四洲的科幻作品《小蘑菇》、唐酒卿的《限时狩猎》以及巫哲的《熔城》，提炼了三者的共同设定——后末日废土。故事中所有人都去尝试阻止末日的抵达，但他们也清楚，这样的尝试终究是无用的。戴锦华着重探讨了《杀戮秀》的空间隔离，强调了其中“不自由，毋宁死”的权力反抗。最后，她提到了电影《星际穿越》，并借此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探讨未来，我们究竟把人类作为社群的共存，还是种群的延续？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2期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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